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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杭州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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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4027.html



      我1945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的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祖籍是绍兴。1950年初,父亲带着不满五岁的我回绍兴,往返都途经杭州,并住过两三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至今印象中还有当年的拱宸桥、城站(火车站)、钱塘江大桥、六和塔、西湖、灵隐寺、岳坟等。上学后有了些地理知识,知道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省长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们又都是我们绍兴人。还有浙江大学,听说中学老师中有读过浙大的,小学生是没有机会认识的。大人们提得最多的还是上海,去得最多的也是上海,连我的父母也先后去上海谋生,在稍能安居后就将我迁至上海上学。不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却是镇上人普遍认同并不时提及的,所以这也是我自幼形成的印象。


   重访杭州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成了大学教师,当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先师祖籍嘉兴,但谭氏的祖坟在杭州灵隐寺后的山上,先师少年时每年都会随族人去杭州扫墓兼游玩。1946年他随浙江大学复员杭州,家住长寿路1号,到1951年秋转复旦大学任教。1940年3月他应聘到播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与浙大的不少教授共事十年,患难与共,感情深厚。几次陪他去杭州开会、作报告或主持答辩,只要稍有余暇,他都会访友怀旧,谈及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二十多年来,我虽未在梅家坞品新茶、在虎跑汲泉水,但每年都少不了有友人馈赠的上品龙井,或在湖畔居楼上饮茶,连在东航航班的万米高空也能享受我预订的龙井茶水。我也曾在西湖畔小住,孤山间探梅,阮公墩夜游,河坊街观光,文澜阁访书,西泠社读碑。近年有机会泛舟西溪,更觉别有一番滋味。还有频繁的各种会议、论坛、讲座、报告、课程,拜动车、高铁、高速公路所赐,往往当天往返而有余,怪不得已有人大胆预测,杭州会与上海连成一片。



   尽管我一直在体验“天堂”的生活,但明白“天堂”的来历,还是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之后,特别是读了先师的相关论著后。


   杭州被称为“天堂”至少有千余年时间了。但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杭州一带不过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在中原人眼里还相当落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游时“过丹阳(今安徽当涂),至钱唐,临浙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钱唐”就是杭州的前身,在今杭州城区西湖以西北灵隐一带,而“浙江”就是今天的钱塘江。一个聚落从形成到成为县城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由此可推断,钱唐这个聚落的出现还会更早。


   但是从秦汉到南朝这八百多年间,钱唐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还不如周边的其他县。这是由于钱唐虽位于钱塘江边,却已经临海。那时钱唐以东的土地还没有成陆,今天的杭州湾也尚未成形。连接钱塘江两岸的渡口在钱唐的上游今富阳一带,因此钱唐并不处于主要的交通线上。今天的杭州城区,很多地方也没有成陆,钱唐是一个山中小县,到自己辖境内的交通也不方便,怎么可能得到发展?


   钱唐之停滞落后,还与江南的人文地理格局有关。春秋时吴越相争,双方的都城和中心分别在吴(今江苏苏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到战国时越国灭吴国,越又迁都于吴。楚国奄有江东后,吴离楚国的都城寿春相对较近,晚期又是执掌楚国大权的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继续维持着地区中心的地位。因此秦朝设会稽郡,辖境虽包括钱塘江流域和山阴县(原越都会稽),重心还是在北部,郡治也设在吴县。西汉的会稽郡治所一直在吴县,尽管武帝灭东越、闽越后,会稽郡名义上的辖境已扩大至今福建省。东汉期间会稽郡一分为二,北部的吴郡沿用吴县为郡治,南部的会稽郡以山阴县为治所。处于二者之间的钱唐还是没有发展的机会。


   除人口分布、开发过程和历史渊源等因素外,主要还是钱唐在交通和区位上的劣势阻碍了其发展。无论是首都长安、洛阳,还是原来的郡治吴县和以后的扬州刺史部驻地历阳(今安徽和县)都在北方,与钱塘江南的陆路交通都不方便,反是由沿海到山阴的海路更加便捷。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士人南迁避乱,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由海路直驶交州(今越南北部),或者由会稽入海南下的。


   东晋、南朝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钱唐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大为缩短。“今之吴、会,昔之三辅”,钱唐所在的会稽郡已如汉代的“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中央直属行政区)之于首都长安一样,成为建康的近畿之地。但会稽郡的治所还是在山阴,而离建康更近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已成为吴兴郡的治所。由建康而南的移民沿太湖西的丘陵地带扩展,在东晋和南朝期间新建了好几个县,并越过钱唐向南、向东发展,僻处山中的钱唐并未受益。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改钱唐郡为杭州,从此有了“杭州”这个名称。当年将郡治迁至余杭,第二年又迁回。到开皇十一年,杭州和钱唐县都迁治至柳浦以西,即今凤凰山麓的平原,有了充足的发展余地。隋灭陈后,将六朝都城建康城“平荡耕垦”,彻底毁灭后变为农田,将原来在建康的扬州治所迁至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后才在石头城置蒋州,恢复了丹阳郡,但只辖三个县。而在杭州建的余杭郡却辖有六县,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提高。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年后,隋炀帝开江南运河,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即杭州改称),长八百余里。江南运河是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的一部分,由京口过长江,通过邗沟连接淮河,由通济渠可至洛阳,向西经广通渠可达长安,向东北由永济渠可达涿郡(今北京)。在一个以水运为主的时代,杭州成为大运河系统的起讫点,可以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水系,到达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杭州在全国的地位显著提高。


   据《乾道临安志》记载,唐初的贞观年间(627—649),杭州的户口已有十一万人。到唐朝中期,杭州已被称为“东南名郡”,白居易更将杭州列为江南第一,“江南列郡,余杭为大”。杭州的繁荣得益于唐朝发达的海上和内河贸易,成为与广州、扬州齐名的通商口岸。而促使杭州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居民的饮水困难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杭州城所处的平原处于江海之交,有些地方成陆未久,地下水咸苦不能饮用,只有在山麓地带凿井方可获得甘泉,因而水源不足。唐大历年间(766—779),刺史李泌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别开了六个水口,引西湖水入城,形成六个井。白居易任刺史时又加开浚,使城市有了充足的饮用水源。本来杭州在夏秋之际易发生干旱,影响农业生产,白居易在西湖筑堤,利用湖水灌溉农田千余顷。白居易还写了不少题咏西湖风景的诗篇,如《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离任后,还不时追忆怀念,写下了《留题天竺灵隐》《西湖留别》《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答客问杭州》等篇。随着这些名作的流传,西湖的美景名闻天下,逐渐吸引四方文人雅士和游客。到北宋时,苏轼两次任职杭州,写下更多佳句名篇。“杭州巨美,自白(居易)、苏(轼)而益彰”,这两位地方官兼诗人对杭州的贡献实在不小。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陷入战乱分裂,杭州却获得意外的机遇,发展更上一层楼。907年,钱镠称吴越王,以杭州为都城。吴越国传了七十一年,其版图最大时不仅包括今浙江全省,还拥有今上海市和江苏苏州市境,南至今福建福州。此前钱塘江是浙西、浙东的分界线,江两岸分属不同政区,浙西的中心在今苏州,浙东的中心则在今绍兴,杭州的地位还不能与它们比肩。自钱氏将浙西、浙东合为一体,国都杭州自然成了共同的中心。持续的战乱还使国内其他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受到毁灭性破坏。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由于后主李煜没有向宋朝主动归降,亡国后残破不堪,到北宋时只留下“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吴越由于主动效忠,纳土归降,杭州秋毫无损,笙歌依旧。


   至唐朝后期,江淮财赋已成为朝廷的经济命脉。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虽已超过北方,但地方的赋税收入全部上缴朝廷,几乎没有给当地留下发展的余地。吴越国既得免于战祸,又摆脱了对中原朝廷的赋税负担,能够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杭州作为都城,获益最多。如杭州东南滨海地区以往常被潮水淹没,而防海大塘是土筑,年久失修。钱镠时用巨石大木重筑,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称为捍海塘,使杭州城脱离海潮之患。又在杭州北郭建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龙山二闸,城东有大小二堰,这些闸堰调节江湖运河间的水流,控制水量,兼顾水运水利。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在杭州设置管理海运的衙门市舶司。此前全国只有广州设有市舶司,而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置司都还在其后,杭州显然得益于水利建设形成的通海优势。


   北宋期间,杭州的地位已上升至“东南第一州”。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天圣(1023—1031)、熙宁(1068—1077)间,杭州所收商税、酒曲税居全国第一,比首都开封还多。苏轼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显然并非夸张。


   北宋亡后,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从扬州渡江,到达杭州后即升杭州为临安府。至绍兴八年(1138)以杭州为行在所(皇帝在首都以外的驻地),正式确定为临时首都,直到德祐二年(1276)元军灭宋入城。这一百三十八年间,杭州从“东南第一州”跃居南宋的“天下第一州”,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杭州市区已扩大到城外,就在定都三年后的绍兴十一年,都城以外人烟繁盛,南北已距三十里,为此设置了右厢公事所。乾道三年(1167),因城东西户口繁伙,警逻稀疏,分别设置东西厢都巡检使各一员。到了宋元之际,“杭州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城外的居民比城内的还多,所占范围比城内还大。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半夜三四更时游人才逐渐稀少,到五更钟鸣,卖早市的已经打开店门。到近代还是西湖风景区和乡村湿地的天竺、灵隐、西溪,远至安溪、临平,当时都是城区,民居、商铺与寺观错杂,陆游诗中“西湖为贾区,山僧多市人”“黄冠(指道士)更可憎,状与屠沽邻”就记录了这种现象。北宋时杭州已号称“十万余家”,《梦粱录》称南宋时“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应接近事实。《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虽不无夸大,但当时的杭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毫无疑问的。


   南宋杭州还产生了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方言岛,即在吴方言区的包围之中,杭州城区却流行以河南话为基础的北方话,直到今天还有遗存。宋室南渡后,大批北方移民南迁,由于一百多年间没有返回故乡的机会,就此在南方定居。杭州作为临时首都,不仅定居着皇室、官员、将士,也吸引了大批士人、商贾、僧道和流动人口。很多原在开封的店铺、娱乐场所、寺观也纷纷在杭州重开,其中不少人就迁自开封。尽管开封人与其他北方人在杭州居民中未必占大多数,但由于这些上层移民及其后裔拥有权力和财富,掌握着主流文化,不仅他们自己继续讲北方方言,而且促使原住民,特别是必须为北方移民服务的人及城内的其他居民学讲北方方言。年深日久,杭州成了北方话的天下。南宋亡后,北方话在杭州风光不再,却根深蒂固,流风余韵至明朝犹存。直到今天,杭州方言中的儿化音还很明显,如小丫儿(小孩)、黄瓜儿等。

   特别幸运的是,到元朝灭宋时,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农业文明和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在事先颁发的《平宋诏》中已要求保护农商,维持民生。加上南宋皇室在元军逼近时主动投降,杭州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在元朝依然保持着昔日的繁盛,因而被马可·波罗惊叹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浙行中书省的省会由扬州迁至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二省与江苏、安徽二省的江南部分和江西省的鄱阳湖东部分,杭州依然是东南第一州和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由于元朝时海运畅通,杭州也是外国商人聚居的城市,当时人提到钱塘,往往与“诸蕃”“岛夷”连称。在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到过杭州的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的笔下,崇新门内荐桥附近多为犹太基督教徒及拜日教徒之突厥人,而荐桥以西为伊斯兰教徒聚居区。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划定浙江布政使司,辖境基本即今浙江省,杭州成为省会与杭州府治所在。杭州虽然又回到了区域中心、省会城市的地位,但人间天堂的盛名不减当初,丝绸之都、鱼米之乡,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经济、文化水平一直居全国前列。



   不过与南宋时的巅峰相比,杭州在全国的地位还是有所下降,并且显现了一些不利因素。


   一是城市经济逐渐衰退。由于城内外运河年久失浚,填为沟渠,物资流通受阻,城内物价上涨。延祐三年(1316)、至正六年(1346)虽曾两次大加疏浚,但城内河高而钱塘江面低,诸河疏浚不深,仍与江潮隔绝,完全靠西湖水补充,水深不足三尺,只有宋时的一半。城南一带本是杭州最早的市区,因河不通江,水运不继,城南商业日渐萧条。明洪武年间一度浚深龙山、贴沙两河,在河口建闸限潮,为船舶提供了出江通道,但不久又淤塞。


   一是天灾人祸不断。杭州居民稠密,民居连绵,大多是木构板屋,砖瓦房也不多。不少人家设有佛堂,昼夜香烛,通宵点灯,悬挂纸幢经幡。一旦失火,延烧成片,难以扑灭。显德五年(958)城南失火,延烧至内城,共烧毁一万九千家。南宋期间,城区大火二十一次,每次损失都在万家以上。其中嘉泰元年(1201)三月二十八日的大火延烧军民五万一千四百家,绵亘三十里,经四昼夜才扑灭。但那时系首都所在,人力财力充足,会全力重建,能很快恢复。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杭州大火,“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官廨民庐几尽,以致“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至正十九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常遇春进攻杭州,“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均见陶宗仪《辍耕录》)。这次围城使杭州人口损失过半,元气大伤。


   明清以降,杭州在江南的区位优势不断遇到新的挑战。永乐后首都虽已北迁,但南京为陪都,在清朝又是两江总督驻地,政治地位都高于杭州。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地近淮盐产区,是漕运和盐运中枢,经济地位举足轻重,无可替代。苏州是清代江苏巡抚驻地,是太湖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科第鼎盛,人文荟萃,与杭州不相上下。明代为防御倭寇侵扰,封锁沿海口岸,加上杭州内河与钱塘江隔绝,从此彻底丧失通商口岸的地位。而宁波有优越的海港,又有运河可通,成为浙江主要通商口岸。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和远东最大城市。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和以上海为基础的新兴工商业,使杭州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更趋衰败。


   1860年、1861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至1864年初在清军围攻下撤出,杭州在连年战乱中损失惨重。战前杭州府约有三百七十余万人,战后的同治四年(1865)全府土著户口仅存七十二万,损失人口三百万,高达八成。尽管这三百万人中也包括出于种种原因逃离或迁出杭州府者,但其中大多数是在这场空前浩劫中被杀死、饿死、病死,在逃亡途中横死或自杀的。杭州的名胜古迹和图书文物也受到很大破坏,著名的文澜阁被焚毁,收藏于阁中的《四库全书》大多散佚缺损。战后人口的恢复和增长主要依靠外来移民,故而杭州城与府属县城的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土著中精英外流严重,土著比例甚低。而由于附近的嘉兴、湖州两府与江苏的苏州、常州两府同样人口锐减,不可能就近输出,新迁入的移民大多来自浙东和浙南、苏北、淮北和河南,大多是底层贫民。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杭州再次接近政治中心。由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京杭国道”建成后,拉近了杭州与首都的距离。当时的国民党要人多为浙江籍,民间有“湖南人当兵,广东人出钱,浙江人做官”之说。又有“湖州的中统,江山的军统,奉化的侍卫官”的说法,因主管党务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是湖州人,主持军统的戴笠是江山人,蒋介石本人是宁波奉化人,江浙人大受重用。浙江省省长一度由国民党元老、功臣、蒋介石的盟兄南浔人张静江担任,张氏创办的西湖博览会续办至今。蒋介石下野蛰居之时,奉化一时成为实际权力中心。但晚清以来,上海已成中国政治中心,在国际交涉中更加重要,非杭州和浙江所能动摇,沪宁铁路的功能远非京杭国道所能替代。1937年抗战军兴,杭州陷于日寇,上海的孤岛却持续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成了陪都重庆以外的特殊政治中心。


   1949年解放军攻下南京后挥师南下,杭州再次演绎吴越国归宋故事,毫发无损。国民党当局宣布为保护西湖名胜古迹,杭州为不设防城市,国民党部队主动撤退。不管蒋介石或国民党当局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值得称道的爱国爱乡之举,应载入杭州史册,为后人铭记。


   浙江人文荟萃,历史上杭州更是名人辈出。但到了近代,随着政治权力、财政金融、市场资本、工商产业、教育设施、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化艺术越来越集中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汉、重庆、香港等城市,再加上受到欧美发达国家影响,杭州的上层人物、社会精英和有为青年纷纷外出求学求职,杭州籍的国内国际名人的事业成功,几乎都在外地或外国。


   1949年后,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不断加强,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左”的政策、重理轻文、重政治轻经济的措施也推波助澜。解放后浙江大学历史系暂停,组织教师学习马列政治,先师谭先生仍安心学习,认真接受。但一年后历史系正式宣布撤销,教师改教公共政治课,谭先生不得不自谋出路,接受复旦大学聘书。据说全国著名大学中撤销历史系的仅此一家。竺可桢校长等科学家大多调往北京,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坚。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元气大伤,文科、医科全部分出,理科名教授大多调出。1981年4月中国科学院重开学部委员大会,四百名新老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出自旧浙大者四十六名,而新浙大无一人入选。复旦大学十名学部委员,包括先师在内共有八名出自旧浙大。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文荟萃”只是老一辈杭州人偶尔发思古之幽情,留在杭州的学者名流凋零殆尽,比之于南方其他省会城市,杭州的人文资源与环境已无优势可言。


   在各种场合,常有记者问我:“你到过国内外不少城市,你心目中最好的是哪一座?”“如果让你选择,你会住在哪里?”特别是在杭州时,我知道他们最希望我给出的答案是杭州。不过无论他们如何诱导,我始终没有作过具体的回答,而是说:“这要看用什么标准。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如读书、工作、谋生、休闲、养老,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认为杭州是人间天堂吗?”我也会坦率地回答:“在现代世界,已经找不到大家都认同的天堂,但杭州肯定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天堂。”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物质生活水平是人们作出选择的主要标准,能够吃饱穿暖、生活安定、高于平均水平的地方就是天堂。“苏常熟”产生的粮食就能使“天下足”,“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就可称天堂。我读小学时知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苏联的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地改革后,东北农民向往的天堂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大跃进”时,广大农民的天堂目标是“撑开肚皮吃饱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年代,“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天堂,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能暂避战祸、保全性命的地方,如果还有能享受生活,或者过得比原来还好的地方,那更是天堂无疑。当年北宋的皇族、官员、名流、富商好不容易逃出开封,终于在杭州定居,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美景中过上了比在开封还奢侈舒适的笙歌诗酒生活,怎能不把杭州当汴州、当天堂呢?当杭州的难民逃入上海租界,不仅不再担心太平军与清兵的杀戮劫掠,富人因投资而获利,穷人因劳作而得以温饱,青年因求学而成功,上海无疑成了他们的天堂。


   但当人们已无衣食之忧,更无战乱之虑时,必定更关注精神生活和未来世界,就很难找到共同的天堂了。从政者会选择首都或政治中心,或者有利于仕途的地方。从商者贵在商机,逐利而来,随利而去。求学者追求学府名校,从教者钟情于优质生源,科学家看重研究设施与条件。崇尚自然的人寻找天然环境,享受生活的人不仅需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要有生态食品和丰富文化。显然没有哪一个地方能集中所有的有利条件,所以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成为今天和未来所有人的天堂。


   改革开放为中国城市的多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现代交通缩短了距离,无所不在的信息首先实践了天下一家的理念。马云选择了杭州,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了杭州附近的乌镇。并非政治中心的杭州,在G20峰会召开时成为全球的焦点。更多的人能便捷轻松地欣赏西湖风景,享受杭州生活,而不必离开自己的天堂。杭州人也可以向全国、全球发展,而继续生活在故乡天堂之中。


   有些条件已经变了,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变,甚至会大变,这无疑会使杭州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今天我们讲的杭州,早已不限于历史上的杭州城或今天的杭州城区,而是包括九区、二市(县级)、二县的杭州市行政区域。即使只指城市,也已跨钱塘江两岸,已经或将要连接萧山、余杭、富阳、临安。欣赏自然风光已不限于西湖一隅,享受亲水、山居已不必局促于城边或近郊。随着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铁、高速航道、跨海大桥的建成和网络化,一小时生活圈、当日旅游圈的范围也不限于杭州本身,定居于此的人固然可以随时去观黄山云海,享上海时髦,品舟山海鲜,流动来此的人也能如此。而当智力、信息、创意、服务成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手段时,职场与家居、商务与社交、工作与休闲、学习与娱乐之间的界限会模糊以至消失。得风气之先的城市或地区无疑会使这些变化来得更快。


   但有些条件是不会变的。物理空间和距离不会变,人为的缩短总要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无论速度提得多快,最短的距离总是第一选择,但这与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往往不可得兼。尽管人的寿命一般都在延长,但属于一个人的绝对时间也不会变,只能是按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不同分配。气候、地貌等条件的变化更非人类所能控制,与人的一生相比,它们的改变微乎其微。人们只能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去适应,或者听其自然。


   正因为如此,在杭州能否过上天堂的生活,在杭州生活的幸福度能否提高,既取决于杭州的发展,也在于你自己对生活方式与程度的选择。


   至于杭州过去的天堂,已经载入历史,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永恒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本文摘自葛剑雄著《悠悠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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