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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天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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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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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日期: 2022-06-24 05: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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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铁荣  

   我原来一直以为,沈从文除了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外,和天津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经请教《沈从文年谱长编》的作者李扬教授,并得到详细的答复后,我喜出望外。

  

   李扬教授说,沈从文不但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还到过天津。他在微信中告诉我:“查了一下,虽然沈从文主编天津《大公报》,但来天津并不多,我在年谱中有记载的有四次,天津多为中转地。一九二三年八月间,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天津转北京的。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九至三十日,为乘船前往上海,在天津有两天时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来天津看望妹妹沈岳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逃难是从天津出发,在天津住的时间最长,大概住了十来天。”原来如此,于是就增加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信心。

  

   一

  

   沈从文与天津的关系当然主要是《大公报》。天津这座城市近代以来格外出名,在“被开放”之中又得风气之先,许多现代科技、文化、理念都是前卫的,新闻更是如此,中国第一份电报的新闻稿,就是从这里首先发出去的。《大公报》的创刊更是天下闻名,报名含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则是“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可见在办报之初,这张新闻纸就确立了自己公正、启蒙、开放和为民代言的国民立场。

  

   沈从文担任编辑之前,《大公报》已办有“文学副刊”和“小公园”两个文艺副刊。他接编“文学副刊”,并将之易名为“文艺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是1933年9月23日创刊的,编委会由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林徽因、邓以蛰等人组成,但其中大部分并不管事。日常的编务工作由沈从文主持,稿件也是在北平编好后,邮送到天津的报社发排。当然,他有时也会因处理编务,时而来往于平津之间。从此,他的文学生涯几乎与这份报纸的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从文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务工作,同时也成就了他的职业编辑生涯,实现了办刊、写稿的理想生活。他曾经说:“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去,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只要有人印,有人代卖,这计划可以消磨我的一生。”给《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编稿、写文章上,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践心中的文学理念和主张。沈从文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个性和严肃性,打破传统的文人相轻和文坛沉积的条条框框,坚持注重文学风格,不遗余力地给这份报纸副刊扩大影响。

  

   二

  

   为什么会参与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这还要从他与京派作家及杨振声的关系谈起。沈从文和杨振声的关系相当之好,据资料统计,沈从文数次调转工作,都得到过杨振声的帮助。他得以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也是由于杨振声的推荐。

  

   沈从文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写作以后,感到与海派都市发生了巨大的精神反差。在那个现代化快节奏的大都市,人们各忙各的,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个“乡下人”;上海的出版印刷业非常发达,杂志稿费也是精打细算,出版商盘剥作者注重盈利,文学与商业结缘,使得部分作家以“白相文学态度”行市,培养了一些利己主义的投机者。

  

   沈从文与上海格格不入,那时候的他在精神上应该是很痛苦的。遥想当年从边城来到北京,追寻着五四新文学的召唤,民主与科学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还有就是在文学中探究生命和人性的价值。然而,到了光怪陆离、人情冷漠、极度商业化的大上海之后,这个“乡下人”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一是经济上的,他穷困潦倒甚至付不起房租,仅靠写文章赚钱,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何等艰难;二是思想上的,他不关心其他,只想写文章,专心于文学。因此在心理上当然会有压力,觉得上海不是自己所追求的文学殿堂,也没有那个理想的艺术小屋。

  

   沈从文与好友胡也频、丁玲创办《红黑》杂志,他们在编辑理念上也不完全一致,况且杂志没多久就停刊了。特别是作为“左联五烈士”的胡也频牺牲后,他在精神上更是极度痛苦,后来即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沈从文在上海的生活应该很不顺利,情绪也是压抑的,总之日子过得很不愉快。

  

   再次返回北平后,1931年暑假,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到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两年后重新回到北平,经杨振声介绍参加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了,沈从文又经杨振声推荐,成了主持编辑的中坚力量。

  

   三

  

   仅仅过了一个月,沈从文根据在上海的种种教训、体会,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文章中,他指责上海的一些文人沾染了玩票儿、白相的习气。这篇文章掀起了轰动文坛的“京海之争”,并且在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是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的文章进行反驳,沈从文又发表了《论“海派”》,进行理论再申辩。根据他对上海文人的印象,罗列了“海派”作风中的造谣中伤、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等“名士才情加商业竞卖”的主要特点,进行讽刺批判。一时间,徐懋庸、姚雪垠、曹聚仁、胡风、鲁迅等许多作家都写了文章,其中以鲁迅的《京派与海派》最为有名,也最公允。鲁迅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场由沈从文引发的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绕不过去的重要论争。

  

   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是沈从文创作生命的高峰期。他完成了《边城》和《湘行散记》等名著,一时间影响很大。苏雪林、刘西渭等都撰文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给予充分肯定,使他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地位。1935年9月,“文艺副刊”更名为“文艺”,由沈从文与萧乾合编。1936年4月至1938年3月停刊,“文艺副刊”编辑虽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然参与组稿和编辑。

  

   《大公报》“文艺副刊”扶植了很多青年作者,为天津和全国造就了一大批文学新秀。1936年,《大公报》为纪念“复刊”十周年,开展了一次影响很大的“文艺奖”评选活动。评委有: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等人。这次评奖很有特色,不是简单地公布名单,请作者领奖就结束,而是还要提出评奖的依据。评委们不但要认真阅读推荐作品,提出自己的评审意见,在发布获奖名单时,还要公布对于具体作品的评论。报纸隆重推出的三位获奖新人是:芦焚(师陀)、曹禺、何其芳。

  

   小说奖的得主,是芦焚(师陀)的《谷》;戏剧奖的得主,是生长于天津的青年剧作家曹禺的《日出》;散文奖的得主,是何其芳的《画梦录》,他那时担任南开中学的教师。这几位都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作者,后来也都成了知名作家。可以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这块文学沃土。

  

   沈从文还特意为曹禺的《日出》撰写评论文章,题目是“伟大的收获”。他认为,《日出》“是一首诗”,写出了“烂熟了的都市”,“它的分量,它所孕育的观念,便显示作者一个伟大的未来”。这篇文章也许在写评奖推荐语的时候,就已经酝酿好了的。这也是沈从文写过的唯一的剧作评论。沈从文在《大公报》担任编辑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使“文艺副刊”全新改版、面目一新,他对“文艺副刊”本身的发展贡献良多,给天津的文坛带来深远影响。

  

   四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早7点钟,沈从文撇下家小,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一起,乔装改扮逃出北平。他们“搭第一次平津通车过天津”,那个时候车行缓慢,到达天津已是半夜了。同行的有杨振声、梅贻琦、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钱端升、张曦若、梁宗岱等人。他们一行就在天津打探消息,一直住到21日。这十来天的天津蛰居,虽然简要地记录在《〈湘西散记〉序》之中,其实还是应该进行深入挖掘的,其他几个人的作品和日记,都应该有线索可循,其中一些资料说不定会很有意义。

  

   经历了抗战艰苦的磨难之后,沈从文依然情系天津,在教学和写作之余,他参与了复刊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益世报》“文学周刊”的工作。他编辑了从1947年10月13日起的1—25期《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将编辑工作交给冯至,又接任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一直延续到1948年11月。由于国内战事、报纸版面稀缺、经费紧张等原因,《益世报》“文学周刊”出版至118期便宣布停刊。

  

   沈从文对报纸的文艺副刊,不但情有独钟,而且认真负责。从组稿、改稿、写稿,几乎都是一人所为,有人说,他北平的家就是他的编辑部。故而,沈从文有许多的编辑体会,他曾经写过一篇《本刊一年》的文字,道出心绪和经营文艺副刊的各个方面,他说:“其实刊物能生长,能存在,编排方式和内容水准,都使读者不大失望,是由四方面得来:第一是报纸主持人的眼光远大,常常牺牲了广告收入,始终维持刊物的一定篇幅。第二是作者的热诚帮忙,肯把文章源源寄来,且给了编者以最大自由和信托,用或不用能随意处理。第三是读者的宽容,因此五十余期刊物中,各方面文章都能够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且有二分之一以上作品,为北方新人作品(好几位少壮作家的作品,所得到的赞美,以及一年来的惊人进步,使编者亦分有了光荣)。第四是负责排字校对本版朋友的热诚认真,刊物能每期和读者对面,编排得明爽醒目,错字又少,这全是他们的功劳。”在《益世报》“文学周报”上,他还以书信的方式发表文章,为报纸编排、版式等提升空间不足向作者道歉,表示今后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这些编辑文字里,他没有说自己是如何的努力,而是一以贯之的担责,表现出为人的宽宏大量。

  

   应该说,是《大公报》主持人的高瞻远瞩和经营底气,放手把这么重要的报纸的副刊,交给当时的文化人来编,为一批新的青年作者提供了成长园地,同时也为天津这座城市争得了荣誉,使《大公报》在现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界有口皆碑、久享盛名。

  

   人们常说,天津出歌唱家,而且为全国培养了许多曲艺、说唱界的人才。但其实,天津还走出过很多文学家、艺术家,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可惜我们总结的实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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