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患失而无不可为者，识之所及，志之所执，习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为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无出于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于身而不能自已。

                         —— 王夫之《宋論》

在今日“宋热”的社会思潮中，人们很少会思考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与宋代有什么关系。“宋热”热衷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惊人的城市化程度、优雅精致的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传统精神文化的高度（陈寅恪称道的“宋学”）。

宋是中国历史一千年来的关键时代，因为它的经济、文化成就，更因为它致力于对外自弱致国族忍辱负重而终至覆亡，故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命运。

宋人对外自弱，其于国民心性有根本性的奠基，最大的影响就是“苟且”心性。

“苟且”在国民性研究中是一个被忽略的主题。其生成奠基固远，成因复杂，然其深入定性，洵为宋代之作为。

一.循默苟且的本质问题

何为“苟且”？

苟且的问题本是宋人自己发现的。

嘉祐四年（1059）三月，欧阳修称：“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熙宁变法的主角王安石表示，其变法就是针对苟且之势：“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临川集》卷四一）

朱熹也说：“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法制》）

因循末俗之弊带来的就是精神之运的沉落、士大夫官僚集团耽于空名而不务实事。

“精神之运不加”一语击中了命脉。

在众多批判中，叶适的反思最为透彻，高度概括了整个宋朝的缺陷：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法度总论二》）

一面是儒术文治使宋人心性柔弱怠惰，另一面是专制法禁过甚过严，致人人皆以懦弛的品性与繁密的法禁周旋，尤以小心翼翼、因循苟且为保身之策略。而南宋的法制，士大夫的议论，对国家权力关要尤其提防，矫枉过正而趋之保守紧缩。

文治是“仁治”吗？与专制法禁完美结合的文治，恐怕是赵宋创造的更精致的“儒法一体”的统治术而已。看看新、旧党几十年互相迫害的历史，详细了解一下宋代文官政治斗争的内幕，对宋人“精神之运不加”会有深刻的认知。

从宋人自我批判的论述看，其心性包括循默苟且、颓堕宽弛和耽于空洞。

后来王夫之则用一“弛”字概括这种苟且委顿的总体大势：

“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旧，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宋論·神宗三》）”

就是说，宋朝之亡，乃“弛”（苟且）势因之。

苟且是一种心理性格，它的基本意义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草率，不认真；马虎，敷衍；勉强。

苟且是中国人的一大本性，它源于“出死入生”的农业民族根性，这是一种“活命哲学”。中国人视生命和稳定为最高原则，可以牺牲其他，尤其是精神上的价值，包括勇敢、独立、自由、尊严、快乐、平等、公正、理智等。在苟且心性系统里，常常用好死不如赖活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态度来表达其价值观。

苟且是不择手段地暂时求存，不惜为奴，遗忘耻辱。努力修炼自己以柔软的姿态接受任何不堪甚至灾难。它更包括无所作为的态度，道家即宣扬这样的人生哲学。

苟且性格与懦弱、委顿、因循、短见、偷安、贪欢、奸巧和奴性等心性融合成一个人格系统。其根本在于私和患、懦和惰。

宋人精神之运不加固有很复杂的原因，大致有几点：

1.祖宗家法致懦弱苟且

2.文人政治致困顿苟且

3.道理最大致空洞苟且

这三方面因素贯穿于319年的整个宋代。

苟且的人格心理是与社会制度的残酷统治控制互为因果的。

有宋一代祖宗家法，是由太祖、太宗确立的宋代皇帝统治赵宋江山的根本精神、原则和做法的总称，它完全得到士大夫官僚阶级的认同和维护，主要通过文人官僚集团来执行。这些祖宗家法大致包括：

核心精神是：事为之制、曲（小事）为之防。具体做法包括：守内虚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士大夫；以文驭武；压制宦官外戚；权力分立；不杀言事臣僚，等等。

细析其要点，发现其关键词不断重复的是：

制，防，守，驭，治…

赵宋宗室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阀频繁颠覆的教训，为了守住一家一姓的天位，取历史逆反的国策，不惜固执地自废武功，严格地执行“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

其中显示了其心性的逻辑链条：

深植“患失天位”的心态→取“守内虚外”的国策→苟且以致陷入“习得性无助”的轨迹→劣性循环浸弱浸削而至于亡

王夫之这样叙述北宋百年中的苟且状况：

自从与辽朝缔结澶州和约之后，宰相毕士安撤掉了河北的军防，以休息调养的名义开启了宋真宗假造太平盛世的享乐心理，在大祭天地鬼神和营建工程中度过了18年。宋仁宗以柔道为保国策略，辽使一到，就马上给辽朝增币，在辩论纷争中空耗了41年的时光。宋神宗以迂腐错谬的妄图，既搜刮百姓财富而使之凋敝不堪，又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兵到边疆攻打西夏；辽朝来索取土地就慌忙割让，始终没有制敌取胜的实际策略。宋哲宗以来，新旧两党一直争论不休，根本不考虑北边的敌人，蹉跎岁月又过了20多年。边疆无可任用的将领，军中无可作战的士兵，城池堡垒坍塌，戍兵逃离散去。宋徽宗只知道游玩，败坏国家法度，忘记了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这样的日子将近有100年，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想进攻而没有进攻的能力，想救援却没有救援的力量，想镇静处之而无法镇静。没有一个人有保卫国家的谋略。（《宋論·徽宗三》）

苟且如此，但对国家英雄却有斩伐杀绝的残酷无情：

岳家军在战场上完胜金完颜兀术，差点就要收复汴京时，高宗与秦桧密室商议，要否制止岳飞的军事行动。高宗踌躇之际，秦桧问了高宗三个问题：

1，陛下，你真的相信岳家军能消灭金军吗？这才仅仅过了十几年啊！（靖康之难时宋兵溃不成军，金军所到之处，宋军纷纷投降。岳家军的厉害和战功应该是吹嘘出来的）

2，陛下还记得前两年的淮西军变吗？（岳飞有兵变的危险）

3，太祖龙兴之前也是忠臣吧？（忠臣在皇位面前都会叛逆）

于是高宗即同意秦桧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宋高宗曾经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后来做了皇帝就越来越胆小恐惧，对金人表现出奴颜卑膝的臣服懦弱。但他对臣民却非常凶残。整个宋代的皇帝唯独高宗敢于违背“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家法，处死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和平民欧阳澈。

秦桧深谙主子的忧患心理，在高度猜忌和控制武将的用心方面，与上有共同的意志和目的性。他将岳飞几次与部将议论朝政的对话罗列出来：

第一条是：“皇上不修德，国家没救了！”

第二条是：“岳飞问，这天下的事怎么办啊？张宪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三条是：“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32岁当节度使。”

以中国人猜忌别人心思的本领来看，这三句话就是岳飞想谋反当皇帝的用意。于是高宗颁“赐死”圣旨。

高宗和秦桧代表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宁愿苟且偷安，也要杜绝武将坐大的可能性。

王夫之对宋朝的根本問題一言以蔽之：

宋朝之所以那么白白地承受其弊害，根本在于皇帝们为了永远守住帝位，忌讳大臣把持权力，所以死死地將权柄掌握在手上，行使神秘莫测的威势恩福。赵普当初給太祖出主意控制武将，而人主猜疑之心不仅行于武官，甚至连文官也不能免。结果皇上们自取孤独困危的处境。后来的皇帝反而被权相蔡京、秦檜和贾似道之流控制而误国直至国家沦亡，受他们蛊惑一生。制定的法律愈严密，而奸佞之权术愈精巧。宋太宗颠倒玩弄大臣的权术，只是控制了国家良臣的才能，使他们无法为国家展现他们所有的本领。（《宋論·太宗十》）

对于统治地位的保守是一种绝对的意志，他们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宁取苟且，不可颠覆。

二.患得患失的心魔与猜忌控制的权术

“总天下之彊，而獎之以弱，则以自弱而丧其天下，赵宋是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

宋太祖有两个关要之处决定了弱宋的国运。

众所周知的“杯酒释兵权”有其宣示效应，此举无异于告白了北虏各族，宋朝放弃了强国国策，不再有抵御强敌的英雄了，贵军任意南侵必具优势。另一面是对内宣示，所有武官将没有成功出头的机会，实际上宋朝的武官极难升职，亦没有掌握军队的权力。出兵作战，多由文臣总领军权，再遣太监监军，临时安排将领带军，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严厉防范武将，遂冷了天下英雄之心，解散了国人的英雄气概。

另一件事同样重要：宋初，名将曹翰向太祖提议夺取幽州，以作国家边防之长城。幽州，负西山，带卢沟，沓嶂重崖以东迤于海。占有幽州，则河朔之守可撤；不能控制幽州，则赵、魏之野即国家的边境。曹翰之策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要。太祖谋之宰相赵普。赵普说：“翰取之，谁能守之？”太祖说：“即使翰守之。”赵普说：“翰死，谁守之？”太祖无语。

诛心而问：宋太祖和赵普都没有从幽州的战略重要性和国家安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很奇怪。

潜意识的念头是：守幽州的猛将，将是中央的心头大患。

王夫之指出：“故普之说，口诚给（口才确实敏捷）也。普于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无可疑也。’普则曰：‘舍翰而谁可弗疑也？’”

赵普之奸巧深矣！皇上说了曹翰不用怀疑，他不驳斥，却说，谁不可以怀疑呢！这就是“口诚给也”的意思。

历史上直北塞垣之地是叛军称乱之地，如果驾驭控制得其道，则即使有桀骜之夫也不难芟刈。即使出现割据称雄者，亦且离且合，自守其疆域，则可为国家藩棘。不能审明这一点，在小节上不能忍隐，而宁愿将此关乎国家命脉的战略重地丢给敌人，以自贻凭陵之祸。赵普对所有的将臣四顾怀疑，密谋而安于弃割。

赵普作为幕客之雄，深得帝宠，睥睨笼罩于众将士之上，他无法使武将们信服他。陈桥兵变，攻取江南，收获西川，荡平南粤，都是武将们的功劳，赵普都不曾参与。当时推诚戮力之功臣，都高傲地斜视赵普而愤恨于他倾轧众将。赵普与将军们有不可并立之势，故日思夜想怎样损害和替代这些猛将以自安。

结果是：

“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

“则划河自守，鞭易及而马腹无忧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宋論·太祖八、九》）

王夫之一阵见血：赵宋立国之初即采取了“局蹐喔嘶于闺闱，而甘于朒缩（退缩不前）者也”的对外自弱与对内猜忌严控的国策（守内虚外）。

宋代皇帝们的私心和致命弱点，正是赵普利用的死穴。历史逆反大势的趋向，也导致宋太祖、太宗和赵普合谋采取了苟且的护国家法：

“兵者，非可乍用而胜者也，非可于小康之世，众志惰归而能当大敌者也。宋承五代之余，人厌干戈，枭雄之气衰矣。”（《宋論·太祖九》）

“枭雄之气衰”就是当时所有宋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性格。王夫之一言而成知人论世之警语。

这几个关键词后人不可不加着重号：

众志惰归；枭雄气衰；忮害小慧；壹于猜忌。

将当时的国际形势、宋对外的国际战略和对内统治的方针三者结合起来思考，将会产生巨大的疑问。

宋代正值北方各少数族群进入半农业半游牧军事化强盛的时代，赵宋集团不可能认识不到这样的国际形势。主动采取放弃进取的刚勇态度，取示弱守势，应该会意识到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长久的残酷挑战，尤其是刻意削弱本国军事实力。

凡所决策选择，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本性使然，二是经比较之后而选择心中最着意的目标。

赵宋皇帝们心中最着意的事情就是天位固守的问题，至于国家遭遇的外来危机，他们认为使用金钱贿赂完全可以化解。宁愿在这种不断的危机中、而完全消除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才是万全之策。这个自私的算盘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获得了默契，君臣为此不惜苟且而共享斯文富贵的岁月。

以性格与历史关系的观念去看宋史，意味深长。赵匡胤本人是带着斯文气性的军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的，登基后对待旧部很久都没有表现出皇帝的架势。他并不像历代雄主那样屠戮功臣，反而礼臣约法、偃武扬文。他欣然接受赵普“天下唯道理最大”的说法，刻意建设一个讲道理的国家。以这样的心性，自然地顺应着历史逆反的社会心理思潮而以过度的文治重新建构历史趋势。宋代的所有皇帝，没有一个有勇武气质的。

斯文性格本性上就有消极避让、被动苟且的本能。

宋太宗正式表达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剿灭了南方割据势力后，他曾两次北伐，均败于辽军，于是放弃了北拓的努力，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

这是宋朝开国皇帝经过内外危机对比后作出了孰轻孰重之国策选择，是对“守内虚外”的政策确认。为了预防内部颠覆，他们不惜默认北虏侵略勒索的模式。于是一代一代的皇帝们，对北虏不断迁就服从，其反应反复表现了“恐惧、无奈、被动、放弃”的习得性无助心理，因此鼓励了迭代的北虏强盗+主子的野蛮行为。

澶州之役宋获大胜，宋真宗竟主动赔款贿赂辽国。这是对北虏默认了“愿意被讹诈凌辱的讨好心态”，互相维系着一种操纵和被操纵的关系，夹杂着战争恐惧症，渐渐生成了主动取悦北虏的心理症候。北方强虏一直具备压倒性的精神优势来控制宋朝，洞察宋人的软弱恐惧心性，深谙对方的自弱国策，深信宋人定会服软认输，定会无原则讨好妥协。这是西夏、辽、金及后来蒙古人的通识，而成就了北虏吃定宋人的历史大势。

苟且和委顿、软弱是孪生兄弟。没有勇敢坚定的意志，就会自动放弃，越放弃，越会以畏惧为软肋，先自我毁灭斗志，然后百般逃避，渐渐颓堕懦弱成了习得性心性。文臣阶级对北虏特别畏惧有加，此种懦弱心性传染到整个军队甚至整个国家，此即“精神之运不加”的本质。

靖康之难时，金军8万人挥师南下，战鼓一响，14万驻守黄河的宋军自我解散，逃得无影无踪。金军渡过黄河，如入无人之境。之前童贯率兵与辽作战，宋军一听说辽军来了，掉头就跑，奔走于崖洞，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人。

另一方面，宋朝皇帝们对武将们的猜忌控制之心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尤以宋高宗为最。南宋初，高宗度过了被金兵追剿的噩运，一直向南逃窜，徘徊于海上四十几天，反复向金人磕头称小，极尽奴颜卑膝之态。后南宋经过若干年的恢复，中兴四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各自拥兵渐盛，再与金人较量，节节取胜。随着南宋军力超越金人，高宗的猜忌控制之心日益膨胀，于是通过秦桧操作，将三大将领召回朝廷，加官进爵，褫夺其兵权，这就是宋朝第二次的“杯酒释兵权”。

猜忌武将文臣之心，源于“患得患失”的心魔。

心魔是一种潜意识的阴影，完全攫取了人的整体意志、目的、情感和性格，以其深刻的忧虑、强大的渴望、耿耿于怀的魔怔和决定性的控制力，不得不如此鬼使神差地执着而行之。

王夫之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患失心魔”的逻辑状态：

孔子说：“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担心失去你最在意的东西，就会不择手段至无所不用其极，无论你的认知，所坚持的志向，所安于的习惯，所生成的性格，都以这个“怕失去的东西”作为安身立命最重要的考量。天下道理皆出于此。深切地担忧着，好像疾病困扰着身体不能自控而没完没了。故你结交的朋友，就会以你的患失来亲近讨好你。你所侍奉的君主，就以是否迎合“患失”作为服务忠心的标准来宠幸你。为了满足朋友患失之心而依附偏袒朋党，就会以奸邪手段危害善良者，为朋友巩固其荣利的资本。为了满足君主患失之心，会秘密谋划做险恶之事，戕害天伦，以满足君主邪恶之心。你揣测他们所忧虑的，与他们同心同德，用迷惘引导迷惘，于是陷于大恶而不能自拔。忧患之情那么深切，就会不断加剧而产生没有尽头的“患得”（担心得不到、得到的不够）了。（《宋論·太宗三》）

赵宋宗室和士大夫官僚阶级共治天下，对天位、名位患得患失的心性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以患失之心，宁对外行苟且之事，而对臣下民众无一丝宽容，将猜忌控制的专制权术，发挥到荒唐愚昧的地步。

宋朝的军事制度充分说明了赵宋统治者的自弱是有意为之而自取祸害的昏招：

赵匡胤对历史的逆反认知是这样的：“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由此建立了宋代独特的兵制。

“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宋史·职官志》）一切兵权总归于皇帝。

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分散在不同官员手中，他们往往相互掣肘。文臣领兵，太监督军，主帅无权，只能按皇帝的既定政策指挥作战，于是与北虏接战，屡战屡败。凡北虏皆深知宋朝致命软肋。

宋代的军队分禁兵、厢兵及乡兵，边境还有蕃兵。禁军是朝廷最重视的正规军，编制最庞大，一般占总兵力五成以上，守京师、备征戍、护天子。厢兵是地方军，多用于劳役，事后勤补给。乡兵是民兵，蕃兵则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朝廷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兵力布局原则，中央禁军强大，地方军队弱小。然而在战场上，蕃兵熟悉边情，骁勇善战，乡兵则誓死保护自己家园，悍不畏死，反而中央禁军表现最差。

禁军战斗力如此不堪，与其募兵制有关。宋常在灾年大规模募集灾民应征，以防灾民造反，并扩大军队规模。军士带着家属随军，兵懒将疏，战斗力极差。大量军饷浪费于闲养庞大的冗兵惰军，国家财政日蹙。

皇权对军队的把控无以复加。中央禁军庞大而散漫，地方军队羸弱而疏忽。虽防止了藩镇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却构造了一个可笑的布局：自私胆小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集中了庞大的军队紧紧地守护在身边，而将国家四野让给强盛的外敌肆意进入。在“维稳”与“强国”中他们选择了前者，维稳的军队战斗力很糟糕，一旦兵临城下，众皆如鸟兽散，皇族文臣乖乖授首以降，浩浩荡荡地被押解到荒凉的草原上做异族的奴隶。迨至北宋亡南宋立，各地民兵四起，中兴四将才成为自发强大的抗敌英雄军队，可惜皇帝和文臣们再施故伎，褫夺兵权，并果断斩杀抗战名将。

太学博士胡安国解说《春秋》，呈送高宗，传阅于群臣并传播天下，他两次提出“兵权不可给予外人”。